鲁迅的散文，犀利的讽刺占大多数，抒情之作在比例上是比较低的。当然，收入《朝花夕拾》的文章，有相当多温暖的抒情，表现了鲁迅对童年时代周围小人物的宽容甚至热爱。然而在以冷峻为主的杂文中，这样的温情是很少见的。《记念刘和珍君》和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无疑是抒情的双璧。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这两篇文章不断入选中学语文课本，解读文章不胜枚举，但质量普遍较低。钱理群先生指出，原因就是过分把文章当做社会历史的反映。我想与此相关，但还有一点，就是对文本的抒情特点缺乏直接的分析。多数解读文章认为：抒情就是抒情，还有什么可分析的？其实，真正要把这两篇文章的好处弄清楚，非得从抒情的特点入手分析不可。本文就分析一下《记念刘和珍君》的抒情特点。
抒情，顾名思义，也就是把感情抒发出来。五四时的诗坛崇尚强烈的感情自然流泻，这是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的主张，故当时的诗人常把感情强化、极端化。但是，鲁迅在文章开头，并不把感情作强化宣泄，而是某种程度地弱化，尽可能地收敛。
鲁迅对刘和珍的死是很悲愤的，为文就是要纪念刘和珍。但不同的是，在《朝花夕拾》里，因为有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，就是不善的行为举止也可能成为带着诙谐的亲切回忆。《记念刘和珍君》是针对现实的批判和赞颂，战斗性就不能不渗透在抒情性之中。但是，它是一篇杂文，鲁迅一方面追求深邃、犀利，另一方面，为了艺术，又不能径情直遂、一览无余。藏匿锋芒，深化思绪于曲折的层次中，思绪在曲折的逻辑中出奇制胜地推演，就成了鲁迅杂文的一大创造。《记念刘和珍君》的抒情就带上了这样的特点。
文章一开头，鲁迅明显地避免直接流露自己的感情，不是把一腔悲愤倾泻出来，而是尽量抑制。他不屑于浪漫新诗那种感情倾泻之美，而是讲究散文的情感抑制之美，因抑制而深沉之美。
当有人建议“写一点东西”纪念死者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说“这正合我意”之类，而是感觉似乎没有多大意义，死者并无在天之灵，并不能因而得到多少安慰，写了也“于死者毫不相干”。对死者无补，对生者该有价值了吧？然而，鲁迅说，就是对生者也只能“如此而已”。
这里正面表现的似乎并不是愤怒，而是无奈，似乎很消极的样子。这显然不是感情的全部，而仅仅是他感情的表层，或者说是与内在感情相反的一种外部效果，显示内部悲愤如此强烈，以至一般的抒写不足以显其志。鲁迅反反复复抒发的感情，从性质上来说，是悲痛、悲愤、悲凉和悲哀的郁积。从表现形式来说，力避径情直遂，情思在曲折中展现。这种曲折还是多重的，写得沉郁顿挫，回肠荡气，文章开头这一段只是情思的序曲，极尽欲扬先抑之能事。
其一，感情本来是十分深厚的，但鲁迅却不惜用类似无情的字眼来形容：“无话可说”“沉默”。无话可说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太黑暗、太凶残，难以相信，无从表达；又因为心情的郁闷、情感的压抑，无以言表。
其二，鲁迅反复强调痛苦不单纯。首先是反动军阀政府难以置信的凶残，其次是反动文人谣言的卑劣，再次是感到自己是“苟活”“偷生”，用自己沉重的惭愧来代替对烈士的赞颂。
其三，期待着“忘却的救主”。这是鲁迅式的反语。不正面写回忆、清醒的痛苦，而写忘却的轻松。“忘却”而成为“救主”，说明不忘却如何之痛苦。这里的“忘却”，后来在写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里，又成为立意的关键，从反面显示了回忆之痛。内在的悲愤越是感到深沉，表层的知觉越是追求解脱。
其四，这种悲愤情感的复杂，以极其矛盾为特点。先是写与不写、有话与无话。忘却是最轻松的了，可是又很惭愧，而且这惭愧又很沉重，因为沉重而无以言说、沉默，然而，沉默者又正在为文。哀痛为文是庄重的，而作为献祭却是“菲薄”的。在忘却的救主到来之时，为文纪念也就成为想忘却又不能忘却的理由。这样的悲愤不但矛盾，而且在逻辑上非常曲折。这样丰富曲折的感情，如果用直接流泻的办法来表现，只能单纯地强化，而把情感简单化。
为了更清晰地看到这篇文章的情感特点，不妨与周作人同样纪念“三一八”的文章比较一下。周作人的《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》，在立场上和鲁迅并没有太大的分歧。在情感的抒写上，也相当节制。同样哀悼自己学生的周作人，比之鲁迅更加回避激情，也就是在散文中追求情感的节制和凝重。他一直提醒自己要“冷静”，要理性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他感到哀悼“无用”，甚至说这批烈士是“白死”。
切责段祺瑞贾德耀，期望国民军的话都已说尽，且已觉得都是无用的了，这倒使我能够把心思收束一下，认定这五十多个被害的人都是白死，交涉结果一定要比沪案坏得多……所以我可以把彻底查办这句梦话抛开……在首都大残杀的后五日，能够说这样平心静气的话了，可见我的冷静也还有一点哩。
当代读者可能感到周作人这里说的“白死”太无情了。但是，一来，他和鲁迅一样，是反对学生游行的，都认为游行的代价太大。二来，所谓“白死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就是对和军阀政府谈判的绝望。正面写死者入殓，也只是看见死者的面容“很安闲而庄严地沉睡着”，“不禁觉得十分可哀”，封棺的时候，在女同学出声哭泣之中，“陡然觉得空气非常沉重，使大家呼吸有点困难”。当时的周作人还没有堕落为汉奸，他的散文以苦涩为特点，一般的情感他都要抑制，何况是激情。两个散文大师，在抑制激情方面似乎有一种默契。
但是，周作人的节制情感有矛盾，不及鲁迅的深沉。历来论者多以周作人的文风“苦涩”，归于五四散文的另类风格，与鲁迅并列，不分轩轾。但后世的读者，更多欣赏鲁迅，对周作人的文风相当隔膜。我想其中原因，可能是他的情绪不及鲁迅丰富、矛盾和曲折。
鲁迅的丰富就在于，思绪总是处于矛盾之中：一方面是强调忘却的轻松、不忘却的沉重，可是另一方面，又强调不忘却，正视现实的惨烈，不但是哀痛的，而且是幸福的：真的猛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?
鲁迅优于周作人，除了情感曲折深沉，还有一个重要方面，那就是“直面淋漓的鲜血”。而鲁迅的“在正视”，展示了他抒情的另一个空间，那就是感情渗入叙事之中。以叙事的惨烈，隐含情感的强烈：鲁迅并不赞成游行，但，血案发生后，他的感情一再抑制。他并没有身临其境，却以描绘的现场感，把节制的情感释放出来：
自然，请愿而已，稍有人心者，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。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，从背部入，斜穿心肺，已是致命的创伤，只是没有便死。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，中了四弹，其一是手枪，立仆；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，也被击，弹从左肩入，穿胸偏右出，也立仆。但她还能坐起来，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，于是死掉了。
寥寥数语，就表现了反动军阀的野蛮凶残。“从背部入”说明，并不是向前冲击，而是后退，说明射击并不是为了保卫执政府衙门。“中了四弹”，而且有“手枪”，说明是近距离的虐杀。特别是，对施援者的射击，对尚未死亡的女性，“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”，终于导致死亡。这就把新闻报道的摘录变成了中国历史家所强调的“实录”，变成了春秋笔法的“寓褒贬”，没有直接的判断，义愤尽在叙述之中。在此基础上，鲁迅开始了难得的直接抒情：
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，这是真的，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；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，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；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。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，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！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，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，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。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，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……
就是在直接抒情之中，也表现出鲁迅情感的深邃。“这是真的”“有尸骸为证”，好像是多余的，既然已经引用了，还要加上这一句，说明自己难以相信又不能不相信。这里，不但有正面的揭露，而且有反讽，如“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”“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”“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”。鲁迅的深邃不但在于抒情，而且在于在抒情的基础上，提炼象征的形象：“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，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……”前面的细节，毕竟是细节，毕竟是个别的场景，而到这里，就变成了普遍现实和历史的象征。所谓象征，第一，是形象的总体代表，不但有此时的，而且有异时的，不但有中国的，而且有外国的，都凝聚到这个统一的形象中：一方面是“脸上有着血污”，一方面是自得地“昂起头来”。这个形象因为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而显得很有概括力度。第二，象征不但是情感的，而且是思想的载体，是思想的升华。从这里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鲁迅情思脉络的曲折进程：
1.情感的压抑，无以言表。
2.感到自己是“苟活”“偷生”，用自己沉重的惭愧来代替对烈士的赞颂。
3.期待“忘却”成为“救主”，提示不忘却如何之痛苦。
4.在肯定“忘却”为救主之时，却为文纪念，表明想忘却又不能忘却，全文的核心思想就是不能忘却。这时正面进入文章的主题。
5.不忘却就正视现实的淋漓的鲜血，这当然是哀痛的，但更是幸福的。
6.转入直接抒情，然而却用了叙事的手法，悲歌与颂歌交织。
7.再转入抒情，又有反讽，把描述转化为象征。
8.最后又回归到抒情，然而抒情变成了哲理的格言，也就是情感脉络的最后转折，把情感与理性结合起来：惨象，已使我目不忍视了；流言，尤使我耳不忍闻。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?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。
这可以说是鲁迅的直接抒情。这种正面的抒情中又有某种理性，那就是从中理解了民族衰亡之根源在于惨象总是被流言所掩盖，也就是麻木总是窒息了清醒。这里是感情的高涨，还不是感情的高潮。“沉默呵，沉默呵！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”这就不完全是感情，而且有哲理了。这里的哲理不是单纯的，而是双重的。一方面是沉默和爆发的矛盾和转化，另一方面是爆发和灭亡的矛盾和转化。从全文来说，这里的关键词发生了重大的转化，如果说前面的内容的关键词是“沉默”的话，这里就变成了“爆发”。以“爆发”为中心，向消极一方，是“沉默”“灭亡”，向积极一方，则是“灭亡”的反面。这是思想的转化，同时又是文章脉络的转折。这种转折的过程，正是全文的意脉流贯，是曲折中显深邃，在曲折中显示艺术手段的丰富。
然而，到这里，转折还不是最高潮。文章的最后，还有进一步升华：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，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；真的猛士，将更奋然而前行。这显然又是抒情了，这种抒情有一点浪漫，有一点夸张，甚至有一点鼓动性。这在鲁迅的文章里，可以说凤毛麟角。但是，这种鼓动性，并不像左翼文学中的标语口号那样粗暴。鲁迅的悲歌与颂歌水乳交融，在转折之后还有转折，在曲折之后还有曲折：呜呼，我说不出话，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！明明说了这么多话，又回到文章开头，“说不出话”，还要“呜呼”。这是抒情，抒发了一腔悲愤，仍然意犹未尽，无可诉说，所说出来的，不过是为了纪念烈士。而文章开头说过：所写“于死者毫不相干”，就是对生者也只能“如此而已”。悲痛实在太沉重了，文章并不能减轻其万一。正是在这种多层次的曲折和转化中，在激情和理性的曲折交融中，鲁迅的情感在紧缩中张扬，时而引而不发，时而铺张扬厉，张弛有度，游刃有余，这正是鲁迅杂文的成熟风格，可以用杜甫形容自己诗作的“沉郁顿挫”来形容。由此可知，这样的抒情与《朝花夕拾》中的抒情有多么大的不同，《朝花夕拾》的抒情是带着亲切的幽默的，而这里却是冷峻讽刺。这就是鲁迅杂文具有的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。如不从文本去分析内在情志的曲折与矛盾，而单纯从社会现实方面去评价，就只能看到时代背景的普遍性，却不可能洞察鲁迅杂文曲折深沉的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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